奧運總是大白象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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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乎過去40年的經驗,幾乎可以下定論,舉辦奧運是沒有直接的淨經濟效益。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爾奧運會,可以說是奧運會超支的經典。本來預算只是1.26億美元,結果總開支卻高達26億美元;相關債務一直要到2006年才付清。結果,在1979年的國際奧委會上,只有洛杉磯提出申辦1984年奧運會。

諷刺是,沒有競逐的洛杉磯奧運,卻是近代少數成功及有盈利的一次。電視轉播權以及其他商業贊助為那屆奧運會帶來逾兩億美元的盈利。話說回頭,也是多得蒙特利爾奧運會的教訓,促使國際奧委會改革奧運會的融資模式。1984年奧運會的成功,令到世界各地城市政府重新對申辦奧運感到興趣,尤其是發展中國家,對競逐主辦權更見積極。

不建新館 洛城奧運賺錢

過去20年競逐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,發展中國家佔的比例增加最少3倍。當然,現象背後亦同時反映了七八十年代後新興市場蓬勃。事實上,2008年北京奧運以及2014年索契冬季奧運,論開支可謂前無古人。2008年北京奧運本來預算開支200億美元,最終卻花了超過450億美元;2014年索契冬季奧運,更加是超支近5倍,以史無前例的510億美元埋單計數。

說到底,近年奧運會主辦城市都會大興土木,2008年北京奧運和2014年索契冬季奧運,超過85%的建築開支與比賽會場無關。換言之,發展中國家辦奧運未能回本,是因為太過迷信固定資產投資,以為磚頭最終會產生回報。可是事實反映,近代史上唯一成功和有盈利的奧運會,就只有1984年洛杉磯的一屆,而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洛杉磯主辦單位幾乎完全依賴已有的設施,沒有興建任何新場館和選手村。

舉辦奧運是蝕本生意,但要是能夠帶來額外效益,例如可以刺激旅遊業發展和其他服務業,或許也可以找到理由去借政府有形之手來慷他人之慨。可惜大多數的證據都反映,舉辦奧運只能暫時刺激勞動需求,長遠而言對勞工市場的影響可謂微乎其微。至於對旅遊業,在舉辦奧運的期間無疑會吸引到大量遊客,但奧運後影響退卻,也不見得有長遠結構性的影響。

政客決策 只看眼前利益

既然申辦奧運是一宗吃力不討好的事情,為什麼仍然有那麼多國家和城市如此執迷不悟?今年舉行的里約熱內盧奧運,申辦的過程早在2008年開始。其時,巴西剛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,投資銀行的策略師也在到處推銷金磚四國的概念,情況就像一個「新發財」,手上有的是錢,卻窮得只剩得錢,尋求存在價值的方法,很自然是大灑金錢。

公共選擇學派(Public Choice Theory)一個重要的立論,就是假設個人利益主導政客的決定和行為;當政客不用為自己的決定負責,他們也有更大的動機去作出對整體社會代價更高的決策。要知道,由決定參與競逐奧運會主辦權到盛事落幕,前後可以相隔10多年。莫講是民主社會,就算是封閉的獨裁社會,統治者也未必可以預示10年後自己身處的環境,可是在贏得主辦權的一刻,無論是政治上的個人榮耀,抑或批核大額工程帶來的龐大利益,卻是即時而實在的。

現代奧運是十九世紀末,二十世紀初全球化(Globalization)的符號,在「全球在地化」(Glocalist)的今日,顯得有點不合時宜。事實上,不少已發展國家的城市,市民均理智地反對市政府申辦奧運;例如德國漢堡的市民,去年便透過公投否決競逐2024年奧運會的主辦權。可是奧運會的詛咒,並不代表所有體育盛事都必然落得同樣下場。體育盛事因時制宜地以商業模式營運,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就以本港為例,無論是馬拉松,又或者極富本地特色,在全港最高建築物舉行的垂直跑,甚至近年興起的單車節,都是不費大筆公帑又能讓市民參與的體育盛事。無論從推動體育文化的角度,抑或舉辦盛事的考慮,由下而上,富地區味道的活動,會更貼合二十一世紀的潮流。

李兆富
(原文刊於 8月6日 信報A21 EJ GLOBAL plus 國金趨勢專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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